摸着石头过河
1978年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和国强并无清晰蓝图。但他对于如何开展工作，想明白了两个点：1.日本韩国台湾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2.但又不能直接全盘照搬他们的路线。 所以核心两个点：一个是逐渐建立各种制度，而不是直接开放市场。另一个是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多去各国学习成功经验。
自信
“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者谁要对齐负责。”
塞翁失马
1930-1931年的挺毛主席使他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责难，甚至妻子与他离婚。却为后来他被启用埋下伏笔。
稳定的家庭环境
解放后邓公的家庭生活一直很稳定，工作与家庭分得很开，这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韧性
儿女形容下放江西的邓公：“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实事求是
拒绝“明确肯定”Wenge，也拒绝肯定“两个凡是”。（如果肯定的话就可以马上复出）因为如果如此这样做，就无法进行整顿、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政策和改革，解放思想。 “只抓大事，对于头等大事事必躬亲”。
Context, not control
在1978年之后组织了干部出国考察让他们亲眼看看。对于获得改革的支持有很大的帮助。
用“先后”代替“对错”
华下台以后，面对之前几年的激烈的路线之争，他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还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 “首先看大局，再看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 “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以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内稳定了才能发展。因此在发展之前先稳定局面，避免让大家觉得国内存在权力斗争。”
对于讲稿的要求
“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起来铿锵有力。”
管理理念
集体责任制其实是“无人负责”。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赋予他权力。
弱者思维和成长思维
毛主席对于中国有过于宏大的构想。邓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如何实现现代化
邓公提出了4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关于如何开会
2月29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公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抓住重点
邓公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公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公会花更多时间摸清他在亲自制定战略时需要知道的情况。 极度理性，做有利于国家的事： 邓公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公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公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公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公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
根据长远目标做短期决策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公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邓公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公上台后，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于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公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邓公做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公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主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营造“氛围”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公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广。 不消说，对于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公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议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公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适时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跳上甲板时迅速采取行动。
不争论，先尝试
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保持冷静，做好一件事
邓公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口头禅
在苦难时期，邓公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不争论，往前走
于是邓公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要采取行动争取支持。